暑期，在江南小镇的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里，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钱锺书散文》（下称浙版），在一大堆武侠言情小说中，忽然见到这本装帧漂亮的书，那种由衷的喜悦，真是难以言表。买回了书，也顾不得炎热，找个阴凉的地方，便读起来。好在钱先生的文章一如既往地始终是那么理智、冷静，读了让人不上火，倒是适合夏日阅读的好材料。暑期结束，回到上海，又买来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《钱锺书杨绛散文》（下称北广版），接着读，读得还嫌不够，再去校图书馆找，终于在港台阅览室找到了一本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《钱锺书选集》。
浙版《钱锺书散文》，是目前国内唯一的钱先生散文集，除了收集了一些以往没有入集的文章外，在选目上，编选者自然是下了一番功夫，这有《编后记》为证。我所感兴趣的是，编选者的尺度，特别是该书篇目经过了杨绛先生的审订，其中或许多多少少能够见出钱先生对以往自己写作的评价。对照北广版《钱锺书杨绛散文》，我注意到浙版《钱锺书散文》在收录钱先生文章时，对以往人们较为重视的《〈宋诗选注〉序》一文，没有选入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，钱先生、杨先生对钱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工作不重视，而是说，对这篇序文，他们或许有自己的保留意见，所以，在《钱锺书散文》中，编选者与审订者宁愿收录钱先生的《模糊的铜镜——香港版〈宋诗选注〉前言》，而在北广版的《钱锺书杨绛散文》中，则是两篇序言均收入在内。那么，《〈宋诗选注〉序》与《模糊的铜镜———香港版〈宋诗选注〉前言》在内容上是否有什么大的差异呢？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。只是后一篇文章中少了两段毛主席语录。当然，在《宋诗选注》的篇目选择上，钱先生也不得不多选一些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，特别是反映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剥削、压迫的诗作，以适应五十年代“阶级分析”理论的要求。对于这种历史的尴尬，到了八十年代，钱先生自己有所检讨。1988年元月在给香港版《宋诗选注》作序时，除了不再引用语录外，还增加了两点内容。第一，记录了胡适对《宋诗选注》的评价。胡适认为钱先生的选目不能让人满意，但钱的注释实在写得好（胡适还认为，钱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。胡的这一说法，钱先生在港版《宋诗选注》前言中未予说明）。第二，钱先生自己也表示《宋诗选注》在选目上不尽人意，但那是五十年代特定气候下的产物，如今他无意给历史做整容术，就算是历史的物证，让其保留吧。这两篇序言的内容增减，我想是可以看出钱先生五十年代以来思想变化的历程。尤其是在香港版《宋诗选注》的序言中，还是能够让人体会到，钱先生对五十年代以后这一段历史的反省。
的确，我们很难找到钱先生对五十年代以后这一段历史的反省文字，除了《模糊的铜镜》一文中有含蓄的表示外，另外在《〈干校六记〉小引》中，有所表示。钱先生认为，表现干校生活，还应该有《记愧》、《记屈》、《记愤》这一类内容。这大概能够反映钱先生晚年的思想观点。浙版《钱锺书散文》收录了这篇文章，而不收《宋诗选注》序文，是否也是为了体现钱先生的这一思想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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